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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这形式，只因为这形式帮助了我”
1928年夏冯至重返北京，在孔德学校任教并兼任北京大学德语系助教。1930年10月冯至远赴德国留学，先后在柏林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学习德国文学及哲学与美术史。在这期间，得以聆听著名学者宫多尔夫和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的教诲，倾心于德语诗人里尔克的作品，领受了现代主义文艺与现代哲学的洗礼，冯至的思想和诗学观念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创作态度更趋严肃，只有少量作品在国内发表。
1935年6月，冯至获得博士学位后，随即启程回国，途径巴黎与交往七年的女友姚可崑结婚；9月归国后在北京从事翻译工作。1936年7月赴上海任同济大学教授。抗战爆发后，冯至随同济大学南迁浙江金华、江西赣县等地。1939年暑假后转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抗战胜利后冯至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经过1930年代整整十年自觉的沉潜与磨炼，人到中年的冯至在创作上迎来了又一个丰收期：1941年他创作了27首十四行诗，编为《十四行集》于次年出版。该集以深沉的情思、精湛的诗艺，获得了诗坛的赞誉，被李广田推许为具备了深度品质的“沉思的诗”、被朱自清肯定为中国新诗由不免肤浅的青春抒情进入成熟的中年沉思之标杆；同时，冯至在小说和散文创作上也有不凡的造诣——历史小说《伍子胥》和散文集《山水》以及一系列感时论事析理的知性散文如《决断》《认真》等篇，也都是不可多得的收获。并且，在时代的推动下，1940年代的冯至也逐渐地完成了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向左翼进步知识分子的转变。
最重要的创获当然是《十四行集》。《十四行集》悉心表达的都是来自日常生活的存在体验与生命感怀，而达到了非常精深的思想境界，特别是对人这种存在者之生死悖论的思索与生命意义的探询，对个体存在的孤独性、有限性的自觉沉吟和对存在者相互关情、相互敞开以至于生死共在之境界的庄严歌咏，由此诗人着力弘扬一种严肃生活、勇于承担、多所关怀和敢于开拓的人生态度。这样的诗，其严肃凝重的艺术格调和深邃精微的思想深度，不仅在中国新诗中而且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都是前所未见的，并且在艺术表现上深入浅出、平易近人，显示出诗艺的成熟
